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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化解码】黑天鹅事件与事后诸葛亮

2018-07-05 17:01栏目:观点

(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5日《南方周末》)

事后的可预测性其实不是预测,而是解释,至多不过是事后诸葛亮。

自从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,媒体也从预测性的分析报道转为对特朗普胜选的原因解释。有一篇《特朗普胜选五大原因》的文章,将他胜选的原因归结为五点:第一是“草根民怨”,对奥巴马政府和华盛顿政治不满的民意使得多个“摇摆州”最终几乎全部倒向特朗普;第二是特朗普的“百毒不侵”,他在大选中一路冲杀过来,冒犯冲撞了无数人,包括共和党参院元老和领袖人物,勇往直前;第三是,“造反到底”,以“变革”为号召,不但要对抗民主党人,还要对抗共和党自身内部的强大反对势力;第四是“坚信直觉”,不按规则出牌,彻底推翻美国政坛的游戏规则,最终在不被任何专家看好的情况下胜出;第五是一个打上问号的原因:“FBI‘援手’?”绝大多数民调在大选前一直看好希拉里,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(James Comey)在大选两星期前再度抛出希拉里“私人电邮调查”话题,虽然后来说没有查出新的问题,但伤害已经难以挽回。

这些都仅仅是“事后解释”,不具有实证性解释的意义。这一特点也适用于所有针对“黑天鹅”事件的解释。黎巴嫩裔学者塔勒布(Nassim Nicholas Taleb)用“黑天鹅”来比喻具有意外性(也就是“突发”)的,并具有极端影响的事件,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事件视为黑天鹅事件。“黑天鹅”具有三大特征:第一,这个事件出现在一般的期望范围之外,过去的经验让人不相信其出现的可能;第二,它会带来极大的冲击;第三,尽管事件被视为不可能,但一旦发生,人会因为天性使然而努力做出某种解释,让这事件成为可理解或可预测。对于“事件”本身而言,第三个特征并不是必要的,它只是使黑天鹅事件变得更加充分。一个事件仅满足前两者即可称为黑天鹅事件,但一个黑天鹅事件总是会让人“忍不住”要对它作出解释。这三点概括起来就是:稀有性、冲击性和事后(而不是事前)可预测性。事后的可预测性其实不是预测,而是解释,至多不过是事后诸葛亮。

“事后解释”所起的作用,就是让事先看上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合理化。无论事情看上去多么“不合情理”,一旦发生了,如果要接受它,就必须让它先变得合乎情理。这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特征——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用因果关系,把一些同时发生但未必有因果关系的事情联系起来,使之形成逻辑应然的关系。埃尔斯特在《心灵的炼金术》一书里称此为“机制”,“机制指的是那些经常发生和容易指认的因果模式,这种模式通常由我们没有认识到的条件或不确定后果所引发。我们可以对它们做出解释,但却无法对它们进行预测”。

特朗普的百毒不侵、造反到底和坚信直觉,这三个因素在选前都早已显露无遗,但分析人士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会胜选的条件,反而视之为会令他败选的性格缺陷。科米再度调查希拉里,但随后又宣布没有发现新问题,特朗普曾对此表示强烈抗议,指责FBI“腐败”。然而在事后解释中,这四项却又都成了他胜选的原因。

哈佛教授乔治·范伦特(George E. Vaillant)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,“或许每个酗酒儿童会对酗酒的环境趋之若鹜,而不酗酒的儿童会对同样的环境避之莫及”。一个孩子可能因为有酗酒的父母而酗酒,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。我们不能事前预测那个儿童会不会酗酒,但如果他后来成为一名戒酒主义者或酗酒成性的人,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其原委之所在。其实,这就是事后的解释。

事前预测失败,但事后却解释得头头是道,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,用埃尔斯特的话来说,“并不是由于社会科学本身不发达,或者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过于复杂”,而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普遍受制于理解世界事物的不可靠方式。在这种理解中,解释不仅是针对特定事物的,而且还暗含对普遍规则或模式的推导,而这种推导是靠不住的。因此,事后解释可以姑妄听之,但不可轻易信之。

(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)